1月1日，晚上8点多，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徐明突发脑溢血，送往医院抢救，至今还处在昏迷中。出事的前一天，43岁的徐明刚从深圳执行完一起案件回宁。他已有近半个月没有好好休息过。而在2012年，玄武法院的法官王辉，也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再也没有醒来……
　　法官，在你眼中，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？会是影视剧中那个穿着法袍的威严形象吗？确实，许多法律人起初就是奔着这个形象而去的。但现实情况却是，在繁重的审判任务和社会大环境的压力之下，很多法官更像一个社区居委会大妈的角色。他们除了被本身巨大的工作量压得喘不过气来之外，还承担了许多琐碎的、原本不属于法官该做的事情。而这些事情，正在逐渐稀释法官应有的权威和尊荣。
　　近日，现代快报记者在南京玄武法院、鼓楼法院、秦淮法院等基层法院蹲点采访近20天，跟随法官一起工作，试图体验他们最真实的工作状态。
　　突发
　　执行局副局长突发
　　脑溢血昏迷不醒
　　“救命”，是徐明在昏迷之前，最后说出的两个字。
　　2014年1月1日晚上8点多，南京市公安局110接警中心突然接到电话，电话中，报警的男子只来得及说出“救命”两个字。随后，任凭接线员怎么呼叫，再也没有回应。
　　这个报警电话来自南京市玄武区墨香山庄。110民警随后赶到了这名男子的家，破门而入后，发现他倒在地上，手里紧握着一部手机，已经不省人事。他就是玄武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徐明，今年43岁。经医生诊断，徐明病倒是因突发脑溢血所致。至今，徐明还在医院抢救，仍然昏迷。
　　4年前，徐明从金湖县法院调任南京玄武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，一家三口分居三处。执行工作非常忙，尤其是去年南京法院系统推出“执行110”后，分管案件指挥执行的他，每天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。尤其是年底到了，他更是忙碌，已有近半个月没好好休息。
　　“徐明是累坏的。”只有徐明的法官同事们，能够体会到背后的累字。而在2012年11月，也是玄武法院，57岁的法官王辉累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　　生存状态
　　1 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
　　李伟，1979年出生，玄武法院锁金村法庭副庭长，从事审判工作有8年的时间。
　　近三年来，南京两级法院审判人员增幅2.42%。但是，同期南京地区两级法院受案数量增幅达11.46%
　　一个基层法官的一周
　　法官该有多累？他们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？近日，现代快报记者跟随玄武法院锁金村法庭副庭长李伟，贴身“工作”了一个星期，真切感受到了一名基层法官的工作状态。
　　周四 开庭日 出宣传画报 写文书
　　9：00~10：30
　　这天是李伟的“开庭日”。锁金村法庭一共有6个审判员，只有两个法庭。李伟和另外一名法官合用一个法庭，周二和周四轮到李伟使用这个法庭。
　　上午9点准时开庭。身穿法袍的李伟落座。这是一起夫妻矛盾引发的银行借贷案件。庭审进行了一个半小时。李伟并没有当庭宣判，而是组织双方进行了调解。但是，当庭没有调解成功。
　　10:30~12:00
　　刚脱下法袍，李伟还没在办公室坐稳，桌上的电话就响了。是一个案件当事人打过来咨询情况的。
　　“每天都会被这样的电话包围。”李伟说，一个案件至少有两个当事方，几乎每一方都会打电话来询问情况。他一年要处理300件左右的案件，至少要接触600多个当事人。办公室的电话就是热线。
　　距离中午下班还有一点时间。李伟打开电脑，他要制作一份《锁法月报》。这是锁金村法庭搞的普法小报，这个月轮到李伟做编辑。
　　下午
　　中午吃完饭，李伟一般都要伏案休息半个小时。而中午剩下的时间，大部分用来写文书。
　　“一有空就要写文书，几乎永远也写不完。”李伟说。每一个案件，无论是宣判，或者调解，都要有文书出来。每年审理两三百起案件，文字量就要在百万字左右。
　　下午原本有庭审。但案件的被告因有事，来不了。突然多出了半天时间，李伟正好用来写文书。
　　周五 调证据
　　这天李伟的工作主要在院外。因为有一些证据需要他调取。
　　上午，李伟跑到建邺法院，找到一起合同纠纷案件的承办法官，调阅了所有卷宗。下午，李伟去了位于河西的南京行政服务中心，向工商局调取一家商贸公司的注册资料。之后，他又开始写文书。
　　周六 加班 调解
　　对于李伟和他的同事们来说，周六上班已经成了常态。
　　上午，锁金村法庭要召开案件研讨会。谁的手里有相对复杂疑难的案子，都可以拿到会议上讨论。李伟说，这种交流方式，既能给自己手里的案件厘清审判思路，又能向同事学到不少东西。参会的一共有5名法官，会议一直持续到近12点。李伟拿到会议上讨论的，是一起确认合同无效的纠纷。
　　下午，李伟在办公室写文书，同时接待案件当事人。这天下午，李伟成功调解了一起案件。
　　周日 休息
　　这是陪女儿的时间。忙碌了一个星期之后，李伟最大的奢望，就是安安静静地陪女儿。
　　李伟的女儿快满两周岁了。
　　“她特别黏我。”让李伟愧疚的是，女儿快两岁了，他却没带她出过远门。“我一个星期，也就休息一天，跑不远。”李伟希望将来每个星期都能有个双休，然后好好地陪女儿，陪家人。但是，这个星期天，李伟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他还有许多积压的法律文书没有写完。
　　周一 外出保全
　　上午，锁金村法庭开会。会后，李伟开始了一天的重点工作：要为两起经济纠纷案件保全房产。
　　李伟根据原被告双方陈述的事实，各写了两份《民事裁定书》和两份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，并向法院申请加盖公章。裁定书是同意原告的申请，对被告的房产进行查封保全。《协助执行通知书》要交给南京市产权市场处，请他们协助执行。
　　写完这四份文书，已经是中午。
　　下午，李伟拿着这几份文书，先来到房产交易中心的档案馆，对被告人的房产情况进行调档查阅。之后，李伟又来到房产交易大厅。这里有一个专门的司法窗口，负责办理查封保全等工作。李伟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才轮到他。虽然有了这两份法律文书，但根据规定，还要填很多的表格。等这些房产全都查封完毕，已经近5点了。
　　周二 开庭日
　　又是开庭日。上午，审理的是一起合同纠纷案件。庭审的两个小时内，李伟调解了5次，但都没有成功。下午，也是开庭。审理的又是一起合同纠纷案件。庭审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多。
　　周三 学习 开会 写文书
　　这天，李伟的一个案子，要上法院的审委会讨论。李伟提前准备好了汇报材料，汇报结束后，参加的审委会领导要对案件进行表态和投票，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，来决定案件审判的走向。
　　下午，锁金村法庭有一个业务研讨会。这一次，邀请的是一个法学院的教授，来谈民法上的一些问题。对于这样的业务学习，李伟一般都会到场。“法律太博大精深，不学习会被淘汰。”
　　周四 开庭日
　　今天，又是李伟的开庭日。上下午各安排了一个案件开庭。
　　……
　　审一个案件
　　约需要21.9小时
　　2012年办了300多个案件，2013年，又接手了300多个案件。如此多的案件压过来，让李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。李伟是南京基层法院法官的缩影。案多人少，已经成了南京基层法院一个主要难题。
　　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院长周迅也深有同感，他说，“我们玄武法院从事一线审判工作的，只有50个人，而每年的案件都在1万件以上。”其中4名法官，在手的案件已经超过了140件。
　　“办一个案件，并不仅仅是开庭这么简单，要耗去法官庭外的大量时间。”周迅曾经专门做过调研，法官接手一个案件，如果最终以判决结案，大约需要21.9个小时。时间分配如下：保全3.3小时、调查3.6小时、鉴定和评估1.9小时、开庭前阅卷0.5小时、开庭3.9小时、调解1.2小时、庭审结束后双方谈话1.5小时、制作判决文书6小时。
　　时间耗得最多的是在判决文书上。有些事必须要在办公场所做、上班时间做，比如调解、开庭、保全等，但判决文书的制作，却可以在其他时间，在家中。因此，许多法官只能挤占自己的私人时间，来完成自己的审判工作。节假日加班便成了常事，夜里加班也成了常事。
　　鼓楼法院的胡腾云法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，这个刚过去的元旦节，她哪里也没去，在家里写了几份判决文书。
　　案多人少的困境
　　每年的受案数在上升，但审判人员的数量却并不增加，这样的困境，让周迅很无奈。
　　玄武法院给现代快报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，是该院法官的人均办案数量，2009年人均151.21件，2010年173.45件，2011年253.29件，2012年187.29件，2013年1-10月份，人均138.29件。 玄武法院的人均办案数，在全市法院中，都在第三、第四名的样子。
　　“案件数量基本是在呈上升态势。”周迅说，尤其是2013年，案件数量特别多。这跟大的经济环境有关，一旦经济环境有波动，各种经济纠纷案件就纷至沓来。
　　案件数量在上升，但审判人员却没有上升的。2012年玄武法院面向全国，遴选了12名法官，但也是补充了辞职或者退休的名额，一线审判人员并没有增多。
　　南京地区两级法院都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。据现代快报记者了解，近三年来，南京两级法院审判人员增加26人，增幅达2.42%。但是，同期南京地区两级法院受案数量增长了12618件，增幅达11.46%。
　　一年承担多少案件
　　才合适
　　在这个社会转型期，案件数量增多，已经是个无法回避的现实。那么，一个法官，工作量的多与少，到底该如何衡量？到底承担多少案件，才是合适的？
　　南京玄武法院院长周迅也专门做过测算。测算的结果是，年办案数量在138件至214件，是最合适的。“低于138件，法官的工作可能太过清闲，而如果超过了214件，也并不合适。”而这还是理论测算的状态，包含了一些能够调解和撤诉的案件比例。现实情况是，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20多名基层法官，大部分法官都认为，办案数超过150件，就很难应付了。目前，玄武法院人均的办案数量确实在这个区间内，但有部分法官却已经超过了上限，如李伟，年办案数量都超过了300件。而大部分的法官，都处在超负荷状态。
　　“审判案件，和做其他事情不一样，不是干得越多越好。”周迅说，办案质量依赖以下几个条件：一是对案情的充分了解；二是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充分讨论；三是对法律文书的反复推敲。“这三项工作都需要精力和时间来完成，超负荷的工作量，使我们的法官很难在每一个案件的办理中都达到这些要求，办案的质量也就难以保证。”周迅说。在数量与质量之间，如果无法取得平衡点，办案质量势必会打折扣。
　　生存状态
　　2 尊荣感在渐渐消弭
　　常常被跟踪、谩骂、攻击、侮辱甚至殴打
　　审判任务繁重，对于法官来说，相对还能接受。但是，法官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，他原有的尊荣感，却在现实中渐渐消弭。谁剥夺了法官应有的荣誉和光环？
　　失去了从业之初的神圣感
　　“我现在就经常建议师弟师妹，不要去法院。”面对记者的采访，丁冬冬直言不讳。丁冬冬是玄武法院少年家事法庭的法官，从业4年。这4年间，丁冬冬发现，现实与她当初的理想越来越远。
　　从业6年的刘娟也有这样的感受。刘娟是秦淮法院刑二庭的助理审判员。这个南京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，曾经以法官这个职业为荣，“面临就业的时候，我觉得对于法律人来说，法官是个最好的归宿。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矛盾、实现公平正义、坚守社会道德与良知的最后底线。”但现在，刘娟却没有了那种神圣感。甚至感觉到了某种自卑。
　　“我们的尊荣感在哪里”
　　在采访中，丁冬冬、刘娟等这些刚履职不久的法官，也对现代快报记者说过累或者收入少，但更让他们感到困惑的是法官这个职业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样子。
　　法官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？是一个怎样的职业定位？怎样的职业形象？“威权法官”，在现代快报记者采访的十多名法官中，这个定位多次被提及。在许多基层法官看来，坐堂问案、与社会保持恰当的距离，是威权法官的应有之义。
　　但现实情况是，基层法官毫无权威可言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弱势群体。“我们常常被跟踪、谩骂、攻击、侮辱甚至殴打……”一些法官说。
　　刘芬（化名）就是在被威胁之后，选择了离开。她判了一起案件之后，当事人多次上诉上访无果。这个当事人便采取跟踪、威胁等方式来报复。一次，刘芬发现自己的车上，被人用刀刻了一行字：“我知道你的孩子在哪里上学！”
　　“那一刻，我感觉到特别恐慌和绝望。”刘芬选择了报警，警察发现刻字的就是这个当事人，但最终的处理结果，仅仅是赔了钱了事。后来，刘芬选择了离职。
　　在现代快报记者接触的这些基层法官中，几乎每一个都曾遭受到当事人语言上的威胁、恐吓，有的甚至遭到了殴打。南京中院曾经公布过一组数据，2010年，市法院安检时，检出当事人携带刀具多达766把，法警处理殴打法官、围堵法院大门等突发事件41起，使得法官人身安全处于未知的威胁之中，法官毫无权威感可言。
　　生存状态
　　3 身心遭双重压力
　　健康的法官仅有15人，占体检总人数的3.33%；参与调查的法官百分之百存在心理压力
　　面对越来越大的职业风险和工作压力，法官身体患有各类疾病，长期心理压力大、焦虑已经成了全市法院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。
　　2013年，南京法官在职人员451人参加了健康体检，体检结果不容乐观。其中，被确定为健康的仅有15人，占体检总人数的3.33%，基本健康的41人，占9.09%；亚健康的有102人，占22.62%；因各类疾病需定期复查的为293人，占64.97%。
　　相比身体健康问题，法官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堪忧。在200名被调查对象中，百分之百的法官或多或少地存在心理压力问题，36.7%的法官存在机械麻木的心理，认为“工作就是一种机械习惯”、“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”；40%的法官存在着倦怠逃避心理，“不想再分到新案子了”、“不再想了，案子办一件算一件”；60%的法官存在紧张焦躁的心理，“害怕当事人过来闹事”，“面对当事人的无理取闹，情绪很容易激动”；93.3%的法官存在担忧焦虑心理，“判决时惴惴不安，就怕案子被改判或者发回”，“即使案子结了很久了，也怕案子会突然出个什么问题”；几乎所有的法官都认为“工作繁忙”、压力大，工作中时常出现紧张感、“经常感到身体不适，又说不出哪里有毛病”。
　　生存状态
　　4 收入低、上升的空间小
　　收入与工作量不匹配
　　玄武法院的李伟，现在每个月的收入是5000多元，而他的一些同班同学，选择做律师的，现在年收入上百万的也大有人在。
　　“同学聚会，现在基本上我是缺席的。”秦淮法院刑二庭的助理审判员刘娟说。玄武法院的丁冬冬也是如此，她也毕业于南大法学院。当初班里有30个学生，8个选择了法官职业。“我看那些从事其他职业的同学，动不动就出去旅游，一年要出去两三次。而我不加班就很兴奋了。”
　　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期间遇到的法官，几乎都在抱怨收入问题，“跟我们的工作量不匹配。”一些法官说，案件审得多跟收入没多大关联，这很难调动法官的积极性。
　　在收入之外，另一个让法官耿耿于怀的是，上升的空间没有在党政机关工作来得大。“我都快退休了，行政级别还是正科级。”一位基层法官向现代快报记者抱怨，而和他一同退伍的一名战友，分到了政府机关，现在已经是正处级了。
　　“我们做法官，就一直在法院这个圈子里，晋升的空间太小了。”这位法官说，而他的这个战友，在多个部门就职，晋升机会当然要大得多。
　　生存状态
　　5 审判标准模糊
　　调解结案的指标，让法官异化成了说客
　　在这些基层法官看来，法官权威的消弭，也跟目前法官的考核机制有关。原本纯粹的法官这一角色，衡量他的应该只有法律。但现实中，法律仅是衡量的一部分。
　　“做法官越久，我就越困惑。我审判案件的时候，到底以什么做标准。”已做了20多年的法官的秦淮法院的法官陶宁感叹。
　　在一些法官看来，现在有些考核不尽科学。“就拿息诉服判这个考核指标来说，就有失公允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向现代快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，现在上级部门要求社会稳定，息诉服判成了一项很重要的考核指标，要让当事人不要再上诉、上访、服判。有些法官为了达到这个要求，对吵得凶的，有上诉、上访可能的当事人，可能会一味求全，判决时，可能会倾向于他，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。
　　还有调解率，要求法官尽量以调解结案，少判决，一度把调解结案的指标上升到70%甚至80%。于是，法官就异化成了说客，成了和稀泥的角色。
　　“对法官的考核，应当遵守审判规律，不能简单地套用行政化手段。”玄武法院院长周迅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：玄武法院曾经是香港法律专业大学的实习基地，有一次，一个曾经实习过的学生到南京来办事，周迅接待他，问他：“在你眼中，内地的法官是个什么形象？”这位香港学生回答说：“社工。”周迅听完呵呵一笑，心情却很沉重，“确实，现在要求法官联系群众，做调解工作，跟一个居委会大妈也没什么两样。”
     当法官不以法律为唯一准绳的时候，权威感自然会逐渐消失。